不忘初心携手共进——红山文化遗址世界文化遗产

生活妹 · 发表于 2017-4-2 17: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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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工作，深度阐释红山文化的价值内涵，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和朝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红山文化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国际专家研讨会”于3月30日在北京内蒙古大厦召开。

　　下午的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主持，有国内两位著名考古学家和四位国外文化遗产专家先后发言。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主持会议

　　一、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系统介绍了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

　　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东北亚洲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及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1935年红山文化遗存被首次揭示，至今已走过80年的发展历程；1954年红山文化被尹达先生正式命名，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

　　红山文化主体分布范围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可以分为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三个类型。典型遗址有：魏家窝铺遗址、红山后遗址、哈喇海沟遗址、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田家沟遗址、兴隆沟遗址、兴隆洼遗址、查干朝鲁台遗址等。通过区域调查的研究，根据面积大小的不同，红山文化遗址可分为五个等级。从遗址的类型又可以分为居住遗址、埋葬和祭祀遗址两大类，其中在居住遗址研究方面，以小东山、魏家窝铺、西台、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和哈民忙哈遗址最具代表性。在埋葬和祭祀遗址研究方面，以东山嘴、牛河梁、草帽山遗址最具代表性。

　　经过80余年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的积累，红山文化研究的实物材料日渐丰富，其中陶器、玉器和石器最具代表性，是反映红山文化发展历程、红山先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祭祀礼仪制度、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的重要实证。红山文化早期晚段，彩陶开始出现，鉴于红山文化之前本地文化均未发现彩陶，表明红山文化彩陶可能受同时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影响。而之字纹饰和环状玉玦、长条状匕形器、弯条形器为代表的玉器组合则揭示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的联系。另外红山文化玉人、玉鹰、玉龙、玉龟等器物与凌家滩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表明二者上层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流联系。

　　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发挥优势、彰显本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凝聚精华；引领时代、开拓创新、文明典范。其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内蒙古敖汉旗境内分布有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是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应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二、考古遗址保护管理导则

　　来自美国的Douglas Comer先生为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公园应用考古中心、中东、东南亚、非洲、中南美等多处考古研究中心负责人。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主要介绍以下几方面。

　　Douglas Comer先生介绍的了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在过去几年所指定的导则。该导则要求保护的遗址具有适宜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另外还应该突出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所以他建议建立遗址公园，这个已经在中国有多个成功案例。不过在保护地下和地上遗存外，还应该注重遗址周边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附近的动植物资源。因此他介绍了激光雷达和地理信息技术系统的应用。通过激光雷达可以很好地检测遗址附近的水文和地理状况，从而建立遗址的边界和缓冲区。另外，合成孔径雷达也值得推荐，该雷达对所检测的区域植被变化非常敏感，有任何变化均可以感知出来。为此，他列举了该设备在爱尔兰墓葬群、秘鲁马丘比丘、约旦佩特拉遗址保护应用的案例。特别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由于有大量游客参观，所以需要对洞窟的二氧化碳、湿度、温度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出现异常可及时将该洞窟保护起来，在遗迹和遗物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Douglas Comer先生在强调科技之余，也强调人力的作用，特别是相关部门和法律法规的监管，需要做到公开透明，并且定期开会分享方法与经验。

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席Douglas Comer先生

　　三、印度考古遗址申报策略和申报案例

　　来自印度的考古学家Rima Hooja女士，为斋浦尔博物馆顾问馆长、《遗产管理》期刊编辑，前ICOMOS印度副主席、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曾评估大运河和土司遗址中国世界遗产申请项目。她在介绍印度拉贾斯坦城堡申遗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问题。

斋浦尔博物馆顾问馆长Rima Hooja女士

　　在印度独立前，有十多个小王国，有数百个城堡，在2010年在申遗的过程中，他们选择了拉贾斯坦城堡为主的五个城堡进行系列申遗。该古堡建于1727年，历经数个朝代，是一个山堡，有三至四层建筑，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该古堡所处的位置是当时的一个贸易中心，通过贸易线路可以通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其他地区。另外，古堡中的天文台至今依然在使用，对观测天文和指导农业活动依然十分有用。

　　通过古堡申遗的历程，她认为申遗所需要的文字表述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比如红山的墓葬有圆形、方形，虽然中国可以理解天圆地方，但外国人并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所以需要更准确的陈述。另外，在选择入选遗址方面，必须要考虑全面，强调该遗址的独特性，为何必须选该遗址而不能是其他遗址，因此红山后遗址的入选需要补充更加充分的理由。所以，进行系列申遗，需要强调每一个入选遗址的不可替代性，每一个遗址都应有各自的特性。如此才能更好地展示本次申遗的OUV（世界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而且还应该处理好保护遗址与当地居民生存保持平衡，比如很多遗址在保护期间都会面临居民拆迁的问题。

　　最后，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仍需要加强，比如评估人员也会关心红山文化的彩陶是怎样绘制的？制作玉器的玉料来源在哪里？玉器是如何制作的？是否现在有手工作坊作为展示？当时红山先民的食物是怎么获得的，是怎样生产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加强研究，因为近些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ICOMOS要求越来越高。

　　四、日本绳文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介绍

　　来自日本的考古学家岩田安之为青森县文物部门政府官员，绳文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组成员，他主要介绍了日本绳文遗址的申遗情况。

日本考古学家岩田安之先生

　　绳文文化从自距今一万三千年前开始，经历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考古学文化。当时的环境比较温暖，可以获取大量的海洋资源和森林资源。以三丸山遗址为例，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贝壳、核桃等遗物。同时当时居民使用的工具如鱼钩、石刮插器、石斧、箭镞的出土，表明当时的居民主要靠捕鱼、打猎小动物和采集野果为生。当时的居址主要为木桩建筑，在居址附近还发掘一些筒形陶罐可能用于储存食物。此外，还出土有遮光土偶、合掌土偶和火焰陶器，以及其他可能用于祭祀的礼器，表明当时有一定的信仰。根据三丸山遗址出土的人骨可大致复原当时人的外表特征，并且得知当时男性平均身高为一米五七，女性为一米四七，平均寿命三十，通过对出土牙齿的分析可以研究出当时人的病理。

　　绳文遗址申遗共有17处遗迹，这些遗迹的OUV比较符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三和标准五。标准三指：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标准五指：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日本方面在申遗过程中依据不同遗址不同的现状，建立不同的分遗址区和缓冲区。每次进行发掘都有教育的活动，解释遗址价值所在，在博物馆每周都有相关讲座，虚拟现实系统的使用，并定期举办相应的研讨会或其他活动。当地孩子们可以在博物馆学习实木的制作，体验考古发掘，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考古。

　　五、澳大利亚考古遗址申报策略或申报案例

　　来自澳大利亚的Michael Pearson先生为澳大利亚历史学会联合会会员，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文化遗产管理教授，曾任澳大利亚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ACT遗产理事会（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政府遗产机构）主席。他在介绍澳大利亚申遗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建议。

　　澳大利亚过去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十八世纪有八万多人被从印度流放到澳大利亚，从而迫使移民建立了新的国家。目前澳大利亚有三百多处流放地，时代主要从十八至十九世纪。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这些移民的流放地对澳大利亚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这些问题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则需要根据考古遗迹将故事讲好。他指出红山文化的申遗过程中，对申遗项目OUV阐释过程中除了细节，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个宏观的故事，要从全球人类史的角度进行阐释。另外，需要研究中国之外的文化遗迹，考察其差异性和相似性。还应该注意是否有其他遗址的贡献与红山文化类似，如果有可以考虑扩大申遗的内容。而且，还应该考虑中国新石器时期其他文化相关遗址日后是否申遗，其申遗的特性是否和红山文化有所重复，这些都应提前考虑。进行系列申遗的时候，一个系列是一个申遗的主题，每一个遗迹都应对整体有所贡献，并兼顾到申遗整体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最后，需要做中国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世界上与红山文化具有类比性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突出红山文化的独特性。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文化遗产管理教授Michael Pearson先生

　　六、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比较研究

　　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研究员，介绍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遗址的比较研究。

　　王巍研究员强调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中国十分注意考古学上社会分工分化导致权力的巩固和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据目前考古成果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是多地起源，并逐渐形成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早期国家。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研究员

　　红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六千至五千年。同时期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所发掘的墓葬，发现有贝壳堆积成的龙和虎的形象，这可能与汉代四神的形象相关，虽相隔近四千年但并非偶然，其中存在必然的联系。稍后的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发现面积达100万左右平方米的遗址，规模明显较之前扩大，出现面积达24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也开始出现大型墓葬，但随葬品不甚丰富，主要是陶器，但在墓主人身旁随葬有玉石钺，可能掌握军事权力。

　　苏州张家港遗址年代距今5800-5500，发现一个大型墓地。其中，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和红山牛河梁相似，附近还有大型基址。发掘的一个大型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有数件石钺随葬，表明这个人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财富。几乎同时期的凌家滩遗址也在长江下游，面积大约100万平方米，该遗址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发现有大型居址、贵族墓地等区域。墓葬中有大量的玉石器随葬，有动物形的玉器如龙和鸟，还有可能与太阳信仰有关的玉器。同样在长江下游比凌家滩稍晚的良渚古城面积将近300万平方米，南北1800-1900米，东西1500-1700米。最新的发现，为防止山洪冲击城址，在城址北部修建长3.5公里的防洪堤坝，修建年代是5200-4800年，与城址年代相当，其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为一处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出土宗教色彩很浓厚的泥质小人，姿态各异，墓葬中还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

　　在距今4300-4000年间，此时长江地区已经衰落，在中原地区崛起一个势力集团，有大中小聚落分布。其中陶寺遗址为一处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该城址有明显的功能区分，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还有天文观象台。该遗址发掘出的陶质鼓，高约1.8米，仅在大墓中出土，还有石磬、彩绘龙盘，还有长江下游见到的玉璧和玉琮，还发现有最早的铜容器。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区之前是相互联系，在七八千年之前，各地区都有耳坠。大约距今5500年，中原庙底沟文化以圆点弧线三角纹饰的彩陶有一种向周边地区强烈的扩张。距今5300年，牛河梁遗址龙的形象在中国南北方出现，且遗址中出有与凌家滩文化相似的玉人和玉龟，二者可能存在社会上层之间的交流。总之，中华文明是多地起源，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联系和交往随着年代的晚近，变得更加密切，最后形成陶寺文化之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进入中国有历史纪年的夏王朝的时期。我们认为，距今五千至四千年是中国进入到初期文明的阶段古国文明的阶段，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红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区域。

　　七、讨论

　　会议最后，与会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就下午研讨会的内容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徐光冀研究员建议，与红山文化同时期的遗址进行联合申遗，并补充红山后遗址的内涵。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田广林教授从礼制的角度强调红山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建恩研究员从红山文化人群的形象力、创造力和文化的穿透力方面强调红山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影响深远。朝阳市红山文化专家孟昭凯先生赞同徐光冀先生的观点，希望将诸多与中华文明起源有关如牛河梁、良渚、陶寺等遗址捆绑申遗。

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徐光冀研究员右：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田广林教授

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建恩研究员右：朝阳市红山文化专家孟昭凯先生

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右：原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进一步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指出红山文化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强调其文化的延续性。原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研究员强调红山文化庙、坛、冢等遗迹对后世的影响。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席Douglas Comer先生指出，使用文明这个词可能比较有争议，建议使用“高度复杂化社会”这样的术语。澳大利亚的Michael Pearson先生认为，可以将红山文化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复杂社会的开端。印度斋浦尔博物馆顾问馆长Rima Hooja女士建议需要从非考古人的角度讲述红山文化的故事。日本考古学家岩田安之先生则强调对比研究的重要性，并希望红山文化和绳文遗址都可以申遗成功。

左：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申遗办副主任安泳鍀先生右：辽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丁辉先生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生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申遗办副主任安泳鍀先生，感谢与会专家的建言献策，表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十分重视申遗工作，将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辽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丁辉先生，向与会专家表示感谢，表示将始终支持红山文化申遗工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生出席了下午的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明确提出五点要求：

　　第一、目前红山文化研究还尚有不足，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各个方面与中原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

　　第二、保护好遗产，不仅是对遗址进行保护，还要保护周边环境，目前遗址遗物被盗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文化遗址保护方面如何落实责任十分重要。

　　第三、如何让已知遗址开放展示，如何将考古成果向公众展示让社会了解，这十分重要。比如，当地的陈列展示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四、处理好与当地发展的关系，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让当地群众愿意支持申遗工作，所以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把管理规划做好，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第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多是提高遗产价值对遗产的认识，申报过程是一个研究过程、认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教育过程。整个申报过程可以作为整个遗产提高管理水平、展示水平，提高民众的自豪感的过程。这个工作做好将意义深远。所以整个申遗过程，实际上是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展示和提高当地民众对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的过程。